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一经提出，就不以提出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客观上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反映，即迅速引起了广泛争议和质疑。此时，“两报一刊”社论不可避免地将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推至风口浪尖，一时间批评之声也将矛头对准华国锋本人。

华国锋，原名苏铸，字成九，1921 年出生于山西省交城县一个制革工人家庭。1938年加入山西牺盟会交城抗日游击队，走上革命道路，并改名华国锋以表达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的决心，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战争时期，他多次赴前线奋勇杀敌或在后方动员群众开展生产，为壮大武装力量和巩固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时期，华国锋扎根湖南20余载。1971年，华国锋调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之后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1976年4月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因病逝世，享年 87 岁。但很多人对于这位领导人还是很陌生，提起华国锋这个名字，人们想到的还是“两个凡是”这一错事。

在华国锋逝世之后，2008年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华国锋同志生平》一文，对其作出简要评述：“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要求，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认同他在平反冤假错案中的积极推动作用。

201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一生—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 90 周年》一文，指出：“在他主持下，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一批重大错案平反”，进一步指出了华国锋在平反冤假错案中做出的努力。

中央党校教授、著名党史专家罗平汉所著《党史细节》一书指出，“两个凡是”并非由华国锋最早提出，也不是为了阻挠邓小平复出，还历史以真相。

仍有学者依然认为“两个凡是”是华国锋所提出，将“两个凡是”作为他阻挠邓小平复出、拖延平反冤假错案以及“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凭证。

就部分文章的评价来看，有许多不实之论。例如：1981 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

1991 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将平反冤假错案与“两个凡是”联系到一起，指出：“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之所以迟缓、难以进行，就是由于他（华国锋）的阻挠。他的这种思想集中表现为两句话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南东风的文中华国锋借重毛泽东的旗帜和威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要在政治上稳住脚，就必须大搞对毛泽东和他本人的个人崇拜来树立自己的威信。1998年，何云的《真理标准与“两个凡是”交锋纪实》中“两个凡是”的直接目的,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不许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不能片面的评价。是的，“两个凡是”是有错误的，华国锋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提出是有原因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在《华国锋评价的争议》、《“两个凡是”的由来和终结》等文章中详细叙述了“两个凡是”的提出背景，表明了提出“两个凡是”是受政治环境所迫，1977年提出“两个凡是”以前，华国锋和中央高层已决定在适当时机恢复邓小平的工作，由于历史与政治的复杂因素和部署上的不周，导致了社会舆论的不满。

华国锋和中央高层希望有步骤地解决问题，避免造成否定毛泽东的印象及导致社会的动荡。

1976年，国内外敌对势力趁机制造混乱。外国媒体指责这是实行“非毛化”的开始，断定华国锋不维护毛主席的路线。

国内余党开始煽风点火，指责华国锋是搞军事政变，篡党谋权。于是“两个凡是”成了两难困境的产物。“两个凡是”的提出，就是高举毛泽东伟大旗帜，继承毛泽东遗志，团结全国人民，稳定局势，发展经济。

但由于表述本身的绝对性以及高层意图与民间信息接收的差距，“两个凡是”产生了与之相悖的社会理解，对华国锋的误解也延续至今，但事实并非如此。

“两个凡是”并非华国锋首创。从提出过程来看，“两个凡是”经历前后三版：李鑫为华国锋准备1月份召开的中央党政机关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两报一刊”经典版本以及华国锋在 1977年3月份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三次稿件皆由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办公厅理论组组长李鑫起草主持，并且都是出于高举红旗，稳定局势及国家安定团结的需要。李鑫后来叙述：“在起草过程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当时的情况，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不能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同时，又要讲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正确的，必需的。

这样，起草工作就十分为难，怎么说也说不圆满。由于我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在讲话提纲第二稿中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这说明“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针对的是当时有关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社会舆论，而不是邓小平复出本身。

虽然不是华国锋首创，但是它的确反映的还是华国锋、汪东兴应对社会动向的主观意图。既要请出邓小平工作，又要维护毛泽东形象，不可能不矛盾。怪不得李鑫说“怎么说也说不圆满”。这是华国锋和高层的苦衷所在，也是局限所在。

关于“两个凡是”经典版本播发后引发的多数人质疑，据李鑫后来说，社论出来后，也有一些群众反映“两个凡是”就是不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些质疑显然误解了“两个凡是”的指向。“两个凡是”要全盘维护毛泽东不假，但没有邓小平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的意思。

华国锋和高层已经考虑解决邓小平的问题，1月份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此事，很难想象会通过一篇社论去否定已经确定的决策。李鑫以为群众不了解内情，自然会有这种反应，没有在意。

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公开讲出“两个凡是”。除去李鑫和社论的两次，这是第三次在文稿中提出“两个凡是”，但文稿在原有基础上删除了“不能违反”和“不能容忍”两个词，强制命令语气有所减轻。

除用词的不同之外，华国锋此次说话的意图同社论一样，是为了高举毛泽东这面大旗，安定国家局势。1977年5月3日，华国锋批阅同意向党内印发邓小平写给他的两封信：一封为1976年10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信以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

另一封则是邓小平于1977年4月10日给华国锋写的针对“两个凡是”的提出的看法的信件，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华国锋批示中央将两封信印发全党，表明华国锋已经开始承认“两个凡是”的表述太过绝对，是错误的。在此之后，华国锋已不再提“两个凡是”。不到两个月的时间，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在会议上针对“两个凡是”再次提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不容割裂，更不可歪曲损害。

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贯彻落实毛泽东思想，用其引导我们不断前进。华国锋虚心接受邓小平的意见和批评，改用四月份邓小平来信中的话“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终结了“两个凡是”。

1978年12月13日，华国锋针对“两个凡是”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上，表露自己的心迹及自我批评时承认，“两个凡是”太过于绝对，他说：“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说清楚”。

同时表述之所以提出“两个凡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从当时的国内局势来看，国内外敌对势力心怀不轨，企图激起中央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制造动荡的局面。为了稳定局势，才讲出了那两句话。

第二，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捍卫革命领袖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来看，在斗争中，我们全党尤其是高级干部，一定要注意坚决捍卫毛主席伟大旗帜的问题。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我讲出维护毛泽东形象的两句话。“

当时的意图是，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伟大斗争中，绝不能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即基于稳定局势的原因，相信不管当时是谁担任最高领导，都会采取拥护毛泽东的举措。

对于“两个凡是”是华国锋想借机搞个人崇拜，胡耀邦在1980年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作出了说明，华国锋是一步一步从基层走到中央，坐直升机来的说法是不妥的。华国锋对邓小平更是敬重有加，1976年底，华国锋就为邓小平治病疗养一事布置安排，并妥善安排其住所问题。

在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之前，即1977年2月份起，邓小平已经实际参与到中央领导工作中。对于党内干部任免、国内外重大决策、重大事项都已经参与其中，并且在决策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所以事实上，早在邓小平正式复出之前，华国锋已经将邓小平看作中央领导核心成员之一。华国锋后来说过：“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前，大的事情都是同他商量的。”

在老干部复出和平反冤假错案方面，华国锋也做了很大的努力。

1976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一文，虽未提出平反一事，但文中指出：“老干部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1977 年8月，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央做政治报告，明确指出：“对过去审查干部中遗留的一些问题，应当严肃认真地尽快妥善处理”。

作为最具代表性的老干部—邓小平，早已参与到国事的决策之中。而胡耀邦、胡绩伟、张爱萍分别由华国锋亲自请出，也相继得以复出。特别是在“批邓”中，因与邓小平有密切关系受牵连的胡耀邦，华国锋堪比刘备三顾茅庐，因此在“两报一刊”社论刚刚刊出《学好文件抓住纲》后复出。

而张爱萍同样如此，由华国锋亲自出面，复出后接管专委，负责“两弹一星”工作。十年动乱期间，蒙古发生的最大的冤案—“内人党”案，1978年4月，胡耀邦报请华国锋批示“内人案”重审，华国锋得知后亲拟批示，修改平反报告。

4月24日，陈云致信华国锋，要求重审陶铸、王鹤寿一案，华国锋立即圈阅批准，随后，王鹤寿被接回北京，恢复党内组织生活。“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也得到华国锋的支持，并作出重要指示。类似的还有很多，因此指责“两个凡是”是华国锋有意阻挠干部复出和的平反冤假错案说法是错误的。

1977年的“两个凡是”让华国锋备受非议，而两年过渡时期的华国锋做出的种种行动算是对自己意图的最好证明。

邓小平、胡耀邦、胡绩伟等一批批老干部先后复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陶铸案件等一批冤假错案得以平反，错划右派分子的改正工作都基本结束，“真理标准”问题在全国讨论中得以解决。

种种结果表明，身为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非但没有阻碍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复出及冤假错案的平反，而是积极推进了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从而保证了两年的平稳过渡，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创造了自由、民主的气氛，为改革开放创造了稳定的政治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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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南东风.文革后同“两个凡是”的那场斗争[J].求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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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张黎群,张定,严如平等.胡耀邦（1915—1989）[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5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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